[86]同时，它也是处理案件所做的科学体系化的预备，为法律解释和案件处理提供框架性的指引。

比如，裁定书在法律依据部分主要引用宪法及条例第1条关于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修辞，法院认为，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规定，表明申请获取政府信息也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行使，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方式进行，必须符合立法宗旨，能够实现立法目的。这一关于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宪法规定，可以作为禁止权利滥用最基本的规范基础。

行使知情权的成本，也是应对无理纠缠的申请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基本因素。无论是公民权利还是私民权利，这些权利的基础性意味着法律对权利进行限制的论证，需要更高的正当性门槛。[41]参见姜世明：《举证责任与真实义务》，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490页以下。[34] 三、禁止权利滥用在公法中的适用 发源于私法语境中的权利滥用概念，是否可适用于公法空间？如果可以，其适用规则与私法领域中该原则的适用是否存在不同？ (一)权利滥用在公法中适用的描述 法权观念的变迁不仅影响到私法上的权利观念，对公法的权利观念同样也会产生影响。英国1896年的纠缠诉讼法是为了解决亚历山大·夏福斯(Alexander Chaffers)提起的48件讼案，诉讼对象包括威尔士亲王、坎特伯雷大主教、下议院议长、下议院职员、不列颠图书馆受托人、上议院大法官和不胜枚举的法官等。

尽管法律规范不一定将这些要求规则化，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期待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在陆案的裁判文书中，法院对滥用申请权的判定，只是试图借助立法目的、法价值等法理以及民法、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等进行说理。另一方面，考虑到无论是在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上还是保护强度上，单一基本权利规范所能提供的保护较之复数基本权利规范所能提供的保护更为有限，同时，鉴于重复评价在基本权利保护上的效果与刑法和民法不同，为此，就真正的基本权利竞合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言，人们不再像早期那样致力于确保可适用基本权利规范的单一性，累加适用说和基本权利的强化学说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尤其是后者日渐成为联邦宪法法院主要采用的解决方案。

[53]Vgl. Gerrit Manssen, Staatsrecht II. Grundrechte, 12. Aufl., C. H. Beck, 2015, S.9. [54]田伟：唐慧因上访被劳动教养案——人身自由与法律保留，载胡锦光主编：《2013年中国十大宪法事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以下。[5]此外，科技发展在创造便利的同时也使得人的行为更加复合化、复杂化，从而增加了基本权利竞合发生的可能性。[57]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竞合的基本权利规范中存在一项首要的、最大相关的或者更切合事理的基本权利规范。[19]Vgl. Heinrich/Wilms, Staatsrecht II. Grundrechte, Kohlhammer, 2010, S.81.基本权利竞合在基本权利保护范围阶层的处理也可参见注[12]，第5758页。

[96]如胡锦光：序论：宪政的基本要素，载胡锦光主编：《2012年中国十大宪法事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序论第9页。(二)基本权利竞合的类型 在理论上，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对基本权利竞合进行类型化，例如，可以依据竞合的基本权利规范的层级为标准，将其分为水平的基本权利竞合和垂直的基本权利竞合。

其次，从比例原则的角度看，侵害多个基本权利的国家措施较之侵害单一基本权利的国家措施一般而言需要更高的正当性基础，才合乎事理。况且从诉讼策略上，由卡洛琳本人以监护人身份起诉新闻媒体侵犯其子女隐私权，处理起来相对要容易，也可以避免适用基本权利的强化说可能导致的对司法能动性的批评。[19]不过，这一区分并非绝对的，基本权利的强化学说也将基本权利竞合置于阻却违宪事由中加以考量。[72]2000年3月28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第一审判庭在一个判决中再次诉诸保护领域的强化理论。

不过，考虑到即便是在人民—国家关系中也可能存在作为第三人的人民(如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尤其是基于基本权利的间接第三人效力理论和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基本权利在调整私法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坚持最有利原则可能导致不平等对待。[30]在这种情形下，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予以排除后，规范数量会缩减。[10]参见[韩]权宁星：基本权利的竞合与冲突，韩大元译，《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4期，第76页。因为后二者的保护强度有可能高于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

二则虽然晚近基本权利释义学有了相当发展，基本权利案例分析不仅在宪法学研究和教学中日益重要，而且对法治实践也产生重要影响。[8]参见《居民身份证法》(2011年修正)第3条第3款。

[24]窃以为，从法条竞合的原理来讲，它要解决的是某一规范的适用范围是否因为其他规范的存在而受到限制的问题，这应通过解释予以解决。[32]米夏埃尔·克勒普弗(Michael Kloepfer)持相似立场，主张可经由其他规则予以排除的基本权利竞合也不是真正的基本权利竞合。

不过，一方面，鉴于在某些情形下，即使采受到较弱限制的基本权利优先说也未必能为基本权利提供合乎事理以及有效的保障，为此，释义学上又发展出了最大相关性理论。[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7条。一旦产生争议，审查机关通常采取宽缓或者合理的审查，推定系争国家措施合宪，由人民一方负担论证责任。丹妮拉·温克勒(Daniela Winkler)等则主张应进一步区分抽象的一般法、特别法关系和具体的一般法、特别法关系予以处理。对此学者也提出不少批评：首先，基本权利的强化可能导致不合事理的结果。[28]参见林钰雄：《新刑法总则》，元照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603页以下。

三则，在违宪审查的背景下，真正的基本权利竞合问题的解决方案必然也面临正当性的质疑。所谓实践调和，系指在基本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形下，必须以使每个基本权利所保护的法益均获得实现的方式加以相互协调，两项冲突的利益必须划定界限，以便达到最适当的安排，不可对部分基本权利作出超出必要或者完全剥夺保障的决定。

由此，基本权利竞合学说在基本权利救济实务中日益重要。所幸，在过去十多年里学界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直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2002年1月15日作成清真屠宰案判决(Sch?chten-Urteil)[73]后，这一学说才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和激烈讨论。该文对德国基本权利竞合学说和韩国的继受情况作了全面、简洁而不失深入的分析。

于此，可能发生如下疑问，倘若立法过度挤压外国人的集会权，其能否经由宪法获得救济？若按照主流学说将《宪法》第33条第3款视为具有规范性的一般人权条款而非纲领性或者宣示性条款，则可能有如下三种答案。[91] 其次，经由形成和完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可以为基本权利竞合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储备和指引。基于上述宪法规定，对动物保护法第4 a条第1款并第2款第1项第2目应作如是解释：应例外地给予穆斯林屠户以经营许可证，允许其未经麻醉而屠宰动物。其结果是，干预必须经受住对其提出最高要求的基本权利的审查方具有合宪性。

[75]BVerfGE 104，337. [76]参见注[59]，第62页。[99]参见蓝宗煌：跟拍采访之基本权利冲突研究，高雄大学法律研究所2013年硕士论文，第116117页。

尽管基本权利条款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概括性，但并非完全无法厘清和界分其保护范围，减少竞合问题出现的可能性。相关批评可见谢立斌：中德比较宪法视野下的人格尊严——兼与林来梵教授商榷，《政法论坛》2010年第4期，第5367页。

无论如何，相信经由学术讨论可以形成通说，为未来基本权利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必要理论储备，并最终为基本权利竞合问题的解决提供有说服力的方案。此外，囿于前述现实，当时的宪法学无论在研究范畴还是方法上都更接近于政治学或政治哲学，总体上流于宏大叙事，于此基本权利竞合等规范性命题不过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

第51条可以视为兜底条款。[95]参见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47页以下。其二，基本权利条文内容的开放性。[29]Vgl. Albert Bleckmann, Staatsrecht II. Grundrechte, 4. Aufl, Carl Heymanns Verlag, 1997, S.477. [30]参见注[23]，第21页。

至于其他未予考量的、只是被视为纯粹的法思想或者基本价值决定的次要基本权利，在基本权利审查的第三阶层之基本权利合比例性审查的第四阶段均衡性审查时将之重新引入审查之中，进而提高主要基本权利对干预的正当化要求，使限制的限制变得更为严格。[65]就禁止行乞而言，表面上看，个人既可以主张《宪法》第37条之人身自由和由此衍生而来的生存权、第42条的劳动权、第45条的社会保障权以及第33条第3款或者第51条所保障的一般行为自由。

较之一般基本权利而言，特别基本权利规定了额外的构成要件。另外，在由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基本权利干预基本权利干预的违宪阻却事由构成的三阶层自由权释义学框架下，基本权利竞合属于基本权利保护范围中予以探讨的事项，而基本权利冲突则需要在违宪阻却事由中予以讨论。

在某些情形下，我国学者也持相似立场。[15]不过，他并未展开讨论，只是简单将其与刑法上的想象竞合进行比照。